此事一經報道，立刻引發爭議，許多人認為，“還錢”總是個值得褒揚的道德行為，憑什么因為“快慢”的因素就招致被解聘的后果？但事實的真相呢？嚴格說來，所謂“歸還不及時”的判斷是不正確的———因為“警方相關人士透露，當時找到劉女士后，對自己撿到錢包一事，她承認得并不是很爽快”。

　　保潔工撿到遺失物與普通人撿到遺失物不是一個概念：前者是職業行為，因為保潔工作很容易和遺失物打交道，如何應對拾獲的遺失物，這關乎職業道德的基本內容。打個比方，面對一個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學生，鄰居挖苦幾句頂多算不道德，但教師在課堂上挖苦諷刺就不是個道德問題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單位說得很明白，“根據相關制度，工作人員撿到失物后，應及時交給單位或失主”。

　　從情感上說，我很同情被辭女工的處境，畢竟有份工作不容易，因為這事兒丟了飯碗感覺也很委屈。但是，維系社會秩序的不僅有情感，更有規則。我們可以質疑當事部門有沒有將相關制度充分告知，但不應因私人情感而憤懣于相對公平的制度。換言之，如果我們默認保潔工可以將客人的失物帶回家，受損的不僅是公共利益，更有起碼的道德準則。

　　我們期盼拾金不昧的行為越來越多，我們也愿意接受“拾金”之后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而最終“不昧”的結果；甚至我們還可以理解因“拾金不昧”而產生的道德成本需要合理救濟———畢竟，《物權法》也明確規定，“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，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”。只是，道德不能與規則打架，道德更不能在法律上似是而非。（鄧海建）